被告人朱某，男，1994年6月出生。2014年6月9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李某，男，1997年9月出生。2014年5月19日被取保候审。

浙江省某市检察院以被告人朱某、李某犯抢劫罪，向某市法院提起公诉。

某市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4年5月18日，被告人朱某、李某预谋持刀抢劫带包的单身女性，二人商议好由朱某持刀架在被害人脖子上，威胁其交出钱财，李某负责抢劫财物。为了实施抢劫，朱某、李某将拖鞋换成运动鞋，朱某准备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外套内侧口袋中，为了防止被查，朱某有意让李某不要携带手机。

当晚22时许，被告人朱某、李某上街物色作案目标，二人到某市市区某蛋糕店楼下，见一拎包的年轻女子，便尾随该女子准备伺机抢劫，二人跟着该女子沿南门路一直往南走，因该么子走进某小区一单元楼内，二人只好作罢。

被告人朱某、李某到某市市区某路与某街的交叉口处，见一拎包的年轻女子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沿某街往西走，便尾随该女子准备伺机抢劫，跟至某房产中介门口时，该女子突然蹲下，接着回头往外走，因怕该女子生疑，二人便继续往前走。

被告人朱某、李某到某市市区某婚纱摄影店门口，见一拎包的年轻女子，便尾随该女子准备伺机抢包，因该女子走进一单元楼内，二人只要作罢。后二人走至城建局附件时，被巡警查获，作案的道具也被依法扣押。

在审理过程中，法庭了解到被告人李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受周围人员影响，家庭教育不到位。

某市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方法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尚不足以区分主次，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朱某、李某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属犯罪预备，依法可比照既遂犯减轻或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二被告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朱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被告人李某犯抢劫罪，免予刑事处罚。

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亦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孙金山律师认为，法院未认定二被告人的抢劫行为属“多次抢劫”是正确的，对朱某适用非监禁刑、对李某免于刑事处罚，亦是恰当的，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于“抢劫预备”不能计入“多次抢劫”的次数，前面孙律师已在其他案例中进行了详细的说理，这里再重复一下！主要是因为，抢劫预备，行为人尚未着手实施抢劫犯罪行为，抢劫罪的实质社会危害性尚未得以体现，如果仅仅三次抢劫预备行为就认定为“多次抢劫”从而适用十年以上的法定刑，势必会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局面。

关于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问题。一审已查明，二人是经过预谋商议后实施的抢劫犯罪行为，商议时二人对各自的分工进行了详细的安排，从分工来看，朱某负责将到架在被害人脖子上，李某负责抢劫财物，因此，二人在计划的共同抢劫犯罪中，行为都是比较积极的，故不宜区分主从犯。但即使同为主犯，还是可以继续区分二被告人的罪责大小的。比如，从预谋的分工看，朱某负责将刀架在被害人脖子上，李某负责劫取财物，从社会危害性上看，持刀架在脖子上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一些。再比如，从犯罪前的准备方面看，朱某特别要求李某不要携带手机，说明朱某是起到一定指挥作用的，这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朱某的反侦查意识较强且主观恶性较深。通过以上两点，可以发现，李某的罪责还是小于朱某的，再加上李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在量刑上更要与朱某有所区别，法院对李某免予刑事处罚是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