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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刑事律师:未查获实物的毒品数量应如何计算?

来源:前刑事法官为你辩护网 | 作者:孙金山 | 时间:2020/6/25

被告人董某,男,1975年出生。因涉嫌贩卖毒品罪,2013413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某,男,1977年出生。因涉嫌贩卖毒品罪,2013413日被逮捕。

 

201210月至20133月,被告人董某以每克140元或180元的价格,多次从被告人刘某处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1500余克用于贩卖,董某单独或伙同女友李某(另案处理)贩卖给吸毒人员宋某等人甲基苯丙胺达数十次,共计63克。在毒品销售后,董某单独或安排李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刘某支付毒资27万余元。201336日董某又准备购买毒品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刘某、董某以及李某的供述,多名吸毒人员的证言,证实董某从刘某处购买毒品后贩卖给吸毒人员的事实,但是,毒品的上、中、下家之间关于贩卖毒品的数量、次数供述不一致,其中董某供述从刘某处购买4次甲基苯丙胺,共计900克,而刘某供述卖给董某9次甲基苯丙胺共计1000-2000克。被告人董某及辩护人认为,本案缺乏毒品实物证据,公诉机关根据从董某、刘某处提取的银行卡,简单地以银行交易记录推定贩卖毒品的数量,违反了证据裁判规则。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贩卖毒品数量应认定为900克。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本案无毒品实物证据,被告人董某供述购买毒品数量、次数均少于毒品卖家刘某供述的数量、次数,但同案犯李某证明曾参与董某部分贩卖毒品的事实,并用董某的银行卡支付了部分毒资,与银行交易记录印证,因此,被告人董某及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理由不能成立。判处被告人董某贩卖毒品罪成立,但对毒品数量采取了模糊认定。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董某提出上诉,并辩解银行交易记录中有大量是其与刘某的正常经济往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过重。二审检察机关经对证据梳理与补充,证明董某辩解银行交易记录中有大量正常经济往来的理由不能成立,并证实该银行账户实际由董某控制并使用,账户的用途就是用来支付毒资,银行交易记录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毒品交易事实,可根据银行交易记录的资金反推算贩卖毒品的数量,二审法院采纳了二审检察机关的意见,以每克180元计算,依据27万余元毒资推定贩卖毒品数量为1500余克。

 

本案的主要问题:在没有查获毒品实物的情况下,如何根据全案证据认定毒品的数量

 

点评:本案没有查获毒品实物,上下刘某与下线董某在贩卖毒品的数量、次数上供述均不一致。这此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予以佐证,就应当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来认定毒品数量。但是,本案还与一些其他证据,比如,毒资。如果能通过毒资合理推算出毒品数量,那么本案的争议即可解决。但是,本案的毒资并非现金,而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从本案扣押的银行卡、提取的银行交易记录来看,如果能排除“其他支付”的合理怀疑,则能确定董某向刘某支付毒资的总额。

 

首先,从银行卡的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入手,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银行卡实际为被告人董某控制并使用,能够排除他人使用的可能。公安人员从董某处扣押了两张银行卡,一张户名为董某,另一张户名为董某的嫂子。经调取银行开户的手续,证明均为董某所申请办理。董某亦供认其借用嫂子的身份证办理了该银行卡,并由自己实际保管使用,该供述得到了嫂子证言的印证;董某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则由其办理并由自己单独使用,该供述得到了女友李某供述的印证。关于两张银行卡的使用情况,董某在侦查阶段供述是用来给刘某支付毒资的,并曾通过该银行卡单独或安排李某在银行柜台办理毒资支付的情况。董某女友李某能证明该银行卡平时由董某随身携带,曾按照董某的安排,使用该银行卡给刘某支付毒资,与从银行调取的汇款单据相吻合。以上,可证明该银行卡由董某实际控制并使用,排除了他人使用的可能。

 

另外,本案能排除银行卡交易记录是其他支出的合理怀疑。董某在侦查机关供述,自己和刘某只有因毒品在经济上有往来,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所办理的两张银行卡就是为了用来支付毒资的。二审期间办案人员针对该节进行补查,刘某亦交代与董某只有毒资上的往来,二人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董某的女友李某也证明,董某与刘某之间没有正当经济往来。从银行交易记录看,资金流向均为单向流向刘某与刘某供述的董某在销售毒品后再支付毒资的时间、单价、总金额的情况一致。董某上诉称与刘某曾有正当经济往来,但其无法说明正当经济往来的具体内容,也无正当理由否定在侦查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因此,可以认定银行卡交易记录是毒资的支付情况。

 

笔者认为,通过银行卡交易记录来推算毒资及最终的毒品数量应当“非常慎重”!一是必须证实被告人是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排除其他人使用该银行卡支付毒资或用于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二是必须要认真结合交易双方关于毒品交易的时间、金额、数量等细节方面的供述。